赵明诚的太学生活

李清照《金石录后续》记载：“余建中辛巳，始归赵氏。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，丞相时作吏部侍郎。侯年二十一，在太学作学生。”建中辛巳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，这年或之前，赵明诚还是太学生。至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，赵明诚开始为官。崇宁四年（1105年）十月授鸿胪少卿（正六品）。赵明诚大约在宋哲宗赵煦元符元年（ 1098年）——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年）为太学生。

宋真宗《劝学诗》

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

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

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

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

男儿若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

北宋初期仅关注科举取士，学校教育不受重视，太学发展缓慢。北宋初期（公元960年——1043年）80年间的太学，其发展甚至不如唐末和五代十国。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，隶国子监。宋初仅设国子监，学生名额甚少，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。宋真宗时期（997年－1022年在位），较前朝对教育有所加强。宋真宗更有《劝学诗》云：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若遂平生志，五经勤向窗前读。”由此营造出重视人才的社会风尚。

国子监毗邻画学（本图拍摄自开封山陕会馆北宋开封沙盘）（来源于网络/感谢原作者）

第一次兴学运动，史称“庆历兴学”。宋仁宗庆历四年（1044），范仲淹推行新政，提出“慎选举”、“敦教育”的主张。庆历四年，判国子监王拱辰（李清照曾外祖父）等人上书：“首善自京师，今国子监才二百楹，不足以容学者，请以锡庆院为太学。”他们提出，汉代的太学有240房，千八百余室，学生三万人，而唐京师有1200间学舍，我们的国子监相比它们实在太小，必须扩充。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，招收内舍生两百人，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“太学令”。自从庆历四年单独建校后，太学便由当时的著名教育家胡瑷领导教学。胡瑷将自己在苏州、湖州等地的办学经验用在太学的管理上，使太学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。嘉祐元年，太学生已达三四百人，全部接受公费教育。

第二次兴学运动始于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，到神宗元丰年间（1078——1085），史称“熙宁·元丰兴学”；这次兴学远动，是王安石为相期间。在推行新政的改革变法进程中，扩建太学，增加学生名额达两千四百人，设八十斋，并重订太学条制，在太学创立了三舍法，影响深远。

第三次兴学运动，始于宋徽宗赵佶崇宁元年（1102），是蔡京为相发动的，即“崇宁兴学”。兴建辟雍作为外学，太学（包括辟雍）共招生三千八百人，同时废除科举，人材皆由学校选拔，太学达到极盛时期。南宋绍兴十二年（1142），在临安府重建太学，至宋末学生达一千七百多人。仁宗任间曾不用太学体而改用欧阳体，而后又恢复。

北宋“三次兴学”运动中，还反映出很多可贵的课程改革思想。如通经尊儒、回归典籍；联系实际、讲求实用；坚持创新、好疑多论等。其间还涌现了很多宋学大家，如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胡瑗、石介、孙复、苏轼、王安石、司马光、程颢、程颐、周敦颐、张载等等，并为南宋时期义理之学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营造了学术气氛。

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。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。庆历间(1041～1048)，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。宋神宗熙宁五年(1072)起，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。南宋时，外舍生入学，须纳“斋用钱”，方能在官厨就餐；贫者减半纳；内舍生和各斋长、斋谕免纳。学生各习一经，随所属学官讲授。学生分成三等，即上舍、内舍、外舍。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，称“三舍法”。即将太学分为外舍、内舍、上舍三类，其中上舍中成绩优异者，可直接选拔为官。此举蕴含养士取士之意。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，经公试、私试合格，参考平日行艺，升补内舍。内舍生两年考试一次，考试成绩和当年公、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，为上等上舍生，即释褐授官；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，准予免礼部试；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，准予免解试。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。私试每月一次，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；公试每年一次，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。学生分斋学习，每斋三十人，屋五间、炉亭一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，设斋长、斋谕各一人，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。宋代学官与唐略同，然无助教、直讲，又增学正、学录、监书库、监厨官等。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，有前廊学录、学谕、直学等，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，每月有俸钱。工人称斋仆、贴斋等，亦领“月给钱”。

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。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，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。一些太学生如陈东（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入太学）等人，曾上书言事，推动了抗金斗争。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。

北宋除在东京汴梁设立国子监，还在陪都西京（河南府，今洛阳）、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、北京（大名府）陆续置国子监。宋熙宁新政，分太学为上舍、内舍、外舍，确立太学生依年限等条件，由外舍升内舍，再升上舍，再经考核，定其出身并授官职，绍圣中，一度废科举，专以三舍法取士。

北宋东京太学的位置：过了龙津桥往南，御街以东便是太学，太学紧邻武学街、三学院，离太学不远是朱雀门外一带，这儿是东京繁华的商业区。“自州桥至朱雀门，两边皆是酒楼、饭店、香药铺、茶馆和其他商店，车水马龙，百货云集。”北面不远处是汴河，汴河之上既是著名的州桥和相国寺桥，南面紧挨着是一条环境优美的蔡河，龙津桥就横架在菜河之上。连同邻居国子监和不远处的辟雍，可谓是青春洋溢。东京城南逐步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区。辟雍，有将作少监李诫设计督建的太学预备学校，徽宗崇宁三年（1104），建成投入使用。辟雍始于西周，是天子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，“大学在郊，天子曰辟雍，诸侯曰泮宫。” （《礼记.王制》）西汉以来，历代辟雍，均用于祭祀，只有北宋的辟雍，为太学之预备学校（亦称“外学”）。

北宋东京太学主要开设课程：太学除了开设常规儒学教育之外，还有医学、律学、武学、算学、道学、书学和画学。武学生一百人，主攻兵法；律学生无定额，主要学习断案和律令，案例和法条并重；算学生二百人，学习《九章》、历法和天文；书学生兼学篆、隶、草三体，画学生分为佛道、人物、山水等科；医学生三百人，分作方脉科（内科）、针科、疡科（外科）三科，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带领；道学生自是学习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等道家典籍了，与当时皇室崇尚道教不无关系。这数千名学生使东京城南朝气蓬勃。

太学的业余活动：太学除了繁重的课程和严格的考试制度，史载也有一些有趣的活动以减轻太学生的学习压力。

周密《癸辛杂识》记载：

“（太学）学舍宴集必点一妓（艺妓），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，用斋印明书仰北子某人到何处，祗直本斋宴集。”

而太学周边，更是商业繁华，娱乐业发达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

“出朱雀门东壁，亦人家。东去大街麦秸巷、状元楼，余皆妓馆，至保康门街。其御街东朱雀门外，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，亦妓馆。”

谢逸有诗《送赵德甫侍亲淮东》借词赋家杨雄的博学聪明来比赵明诚：“茂陵少年白面郎，手携五弦望八荒。”“向来问字识扬子，年未二十如老苍。”赵明诚之父赵挺之，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官至吏部侍郎（正三品），崇宁元年（1102年），由吏部尚书拜右丞，进左丞、中书门下侍郎（官至丞相）。因此，赵明诚在太学，应该是在“上舍”。

出太学往北不远就是大相国寺，看来赵明诚读书时，仍有空闲到相国寺古玩市场淘得古玩字画。